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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節選自由茶語網與祥源茶業吳錫端先生合著的《祁門紅茶》一書。

祁門紅茶于中國近代史而言，從來都不是旁觀者，自它被試制出來那天開始，就被卷入到其中，脫身不得，抵死纏綿。

而隨之展開的那一幅幅關于祁門紅茶的長卷，則顯得尤其風起云涌波瀾壯闊，毫不夸張地說，從祁紅紅茶的歷史里，完全可以讀出中國的近代史。

(相關資料圖)

今天，筆者就和大家一起來追溯祁門紅茶的源頭與創造。

一包祁門紅茶的西行漫記

這是上個世紀初的某個清晨，一艘掛著英國國旗的貨船正緩緩地駛出漢口港，8月初的太陽已經很有些猛烈了，即便是清晨也照得甲板發燙，但船員們卻顯得并那么不萎頓。

因為船上滿載著來自安徽的祁門紅茶，它們的目的地是倫敦——這是可以被期許的利潤，大洋那頭的港口正翹首期盼的英國茶商們會為這一船已經風靡了整個英國的祁門紅茶支付一個好的價錢。

這是每天從漢口港出發的若干外國商船中的一艘，因為年代久遠，我們已經無從考證它的船名。

但我們可以證實的是，在上個世紀初，也即是光緒末年到民國初年的這個時間段，在當時祁門紅茶的集散地漢口港等著購買祁門紅茶出海的國家不僅僅是是英國一域，德國、丹麥、美國、法國等國的貨船在祁門紅茶采摘制作結束后也總會等在這里，等待著運走那些紅色的財富。

對于那些商人而言，販運祁門紅茶不僅僅是經濟任務，更是政治任務：在上個世紀初，祁門紅茶無疑是站在世界高端茶葉的巔峰作品之一，而歐洲王室的貴族們與高官，則對于享受從來都不會妥協。商船運回歐洲的祁門紅茶，要不了多久就會變成擺放在貴族們精美餐桌上的下午茶。

而祁門紅茶的創造者們，也許從來都沒想到他們的作品會走到這么遠。

因假茶而興的紅茶

祁門紅茶的故事開始比上個世紀初更遙遠，嚴格地說要追溯到上上個世紀，還得從綠茶說起。

那是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畸形地繁榮著，幾乎整個世界都在期待著來自于這片廣闊大陸的綠色金子。

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武漢都成為茶葉出口的重要口岸，東印度公司則成為其中最大的獲利者——作為日不落帝國在東方的代言人，它幾乎掌握了中國茶葉的所有出口貿易。

英國人的飲茶習慣固執而深重，曾經的英國首相庇特估計，有2/3的英國人，每年至少消費3磅茶葉，窮人也不例外，在美國，這個數字則變為每人每年1.21磅。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世界上最大的茶葉產地中國，也無法承載如此之大的供貨需求。

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另一方面茶商們無法從東印度公司獲得更多的上等品質茶葉，假茶就應運而生了。

那是一群不良茶商，他們把喝過的茶渣曬干，重新著色，拼到茶葉里去售賣，有更狠的甚至直接用柳樹、烏荊子葉及接骨木葉來冒充茶葉。

我們現在實在很難想象這些奇怪樹葉的味道，但即便是用腳后跟也能想明白，公眾對于綠茶的信心，就在這一堆堆曬干的茶渣和柳樹葉中，被消耗殆盡。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綠茶失去了它的市場基礎，國際市場上的銷量一落千丈，公眾的目光開始轉到了紅茶上。

事實上，對于當時茶葉的最大消費市場英國而言，紅茶更適合它的水質。倫敦是個水質比較硬的城市，這樣的水泡出來的綠茶實在無法展現出它的香味和口感，而對于紅茶而言，卻恰好相反。

于是，以武夷紅茶為代表的福建紅茶進入到國際市場，并且呈現出迅猛發展的趨勢。

從十九世紀初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進口綠茶與紅茶的比例從55%：45%變化到34%：66%，而到了十九世紀中后期的時候，紅茶已經占據了絕對優勢。

這讓更多紅茶的出現有了堅實的市場基礎。祁門紅茶也許是當時祁門的唯一選擇。

十九世紀中期，太平天國與滿清政府之間的戰爭開始在中國大地上肆虐，對于當時的大多數中國人而言，這都是一場噩夢，“寧為太平犬，勿為亂世人”。中國茶葉的出口銷售通道，也因為這場戰爭而變得艱難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日本的綠茶開始進入國際市場，這對于正因中國戰爭而無法獲得足夠茶葉的世界來說，足以用旱田雨露這四個字來形容了——國際市場開始大量地進口日本茶，而原中國茶葉則開始逐漸地淡出這個它曾經獨自輝煌的市場。

這個慘烈的過程一直持續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時安徽主要綠茶產地之一的祁門，更是顯得尤其潦倒。

這個打擊對祁門來說有多大呢？

唐代歙州司馬張途就曾這樣描繪過“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憑此”——作為主要經濟產品的綠茶一旦沒有了市場，整個祁門的經濟環境可想而知。

窮則思變，在這樣的出口形勢下，祁門制作紅茶幾乎成為一個必然的選擇，它只是需要一個振臂一呼的英雄罷了。

英雄的名字叫胡元龍或者余干臣，正是他們的出現，將正在綠茶市場的“斷壁殘垣”中掙扎的祁門解救了出來。光緒元年，他們用福建閩紅的制作技術制作出了祁門紅茶，并迅速進入國際市場。

兩個男人創造的歷史

在這里，我們并不能明確地判斷出究竟誰是祁門紅茶的真正源頭，因為在關于祁門紅茶的記載當中，這兩個名字幾乎是并列的，1916年的《農商公報》當中描述：“安徽改制紅茶，實肇始于胡元龍。”

而1937年出版的《祁紅復興計劃》中，則記錄為：“1876年，有自至德茶商余某來祁設分莊于歷口，以高價誘園戶制造紅茶，翌年復設紅茶莊于閃里。”

這看似矛盾的說法，在《祁門紅茶》一書的作者鄭建新先生考證下變得統一起來，鄭先生在他的書中寫道：“胡元龍先后裔胡益謙曾有評說‘清同治十年，余干臣自福建被罷官歸來，賃居在祁門縣城三里街。余氏見祁門產茶，根據閩人經驗，建議祁人改制紅茶。

但祁人太過保守，無法敢應議改制，獨胡氏云龍敢付諸實施，乃接受余氏建議，在自辦的培桂山茶場著手改制紅茶。清光緒元年，專從江西修水請來茶師舒基立，學習寧紅經驗制成紅茶’”。

歷史的分歧在這里終于恢復了原來的樣子，而余干臣與胡元龍，則成為當之無愧的祁紅時代創造者。

以祁門紅茶的出現為標志，安徽的茶業開始進入極盛時期，每到產茶季節，家家產茶，處處茶歌，“村娃幾輩攜筐去，盡是茶園采摘人。”詩歌中的工作場景火熱得一塌糊涂，連小孩子都投入到生產中去。

余干臣與胡元龍拯救了祁門，更拯救了祁門的茶業。

祁門的兩個烏龍

雖然祁門紅茶從入市之日起就成為市場的寵兒，但為其正名的工作卻花費了很多年——初入市場的祁門紅茶被它的創造者命名為“赤山烏龍”，而市場上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將祁門紅茶稱為祁門烏龍。

這是祁門紅茶歷史上擺的最大一個烏龍，但也是情有可原的。事實上，祁門紅茶的制作工藝最早就是從烏龍茶的故鄉福建武夷山一帶傳過來。

兼之通過閱讀1935年威廉.烏克斯著作《茶葉全書》我們可以知道：早期的烏龍茶和紅茶之間的制作工藝并沒有太大的差異，對于還未對茶葉進行科學分類的那個年代來說，這是連最早一版《大不列顛百科全書》都會犯的錯誤。

另一個祁門紅茶的烏龍來自于一本世界名著——小仲馬在《茶花女》中在描述一位貴族衰落時說：“你窮得連祁門紅茶也拿不出來了”。

這無疑是個巨大的歷史陷阱，要知道，小仲馬的《茶花女》出版時間為1848年，而祁門紅茶公認的研制成功時間卻為1875年。

如果一定要認為這句話來自于《茶花女》，我們除了假設小仲馬是穿越人士以外，就只有認為這是眾多中文譯本中譯者的筆誤了。